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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中医灸法特色



通过研究发现,宋代刻印了多本涉及灸法的书籍,如《扁鹊心书》《针灸资生经》《灸膏肓腧穴法》《备急灸法》《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上述书籍均保存完好并流传至今,能够完整反映宋代灸法特色的原貌,故从文献角度探究宋代灸法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现以上述7本宋代涉及灸法的书籍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宋代灸法特色。

【灸量宜足】

艾灸剂量的多少是影响治疗效果的重要因素。宋代尤其重视艾灸的剂量。宋代医家认为灸量足才能达到驱邪扶正的功效。


《扁鹊心书》引《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云:“凡大病宜灸脐下五百壮,补接真气,即此法也”宋代艾灸壮数多则百壮甚至千壮。当然,灸量也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根据疾病性质和部位辨证选量。本研究显示,宋代对于虚证、重证、寒证施灸的壮数多。例如,《针灸资生经·虚损篇》云:“凡此等疾,皆刺灸之,多至五百壮,少至二三百壮”。《备急灸法》云:“每患一个疮,或灸三百壮,五百壮,至一二千壮方得愈者”;《圣济总录·卷第一百九十二》云:“心痛暴恶风,灸巨阙百壮”;《灸膏肓腧穴法》云:“灸两胛中各一处,至六百壮,多至千壮”。但对于热证、轻证及小儿疾病的艾灸壮数需相应减少,如《针灸资生经》引用《千金》云:“凡言壮数者,若丁壮、病根深笃可倍于方数,老少羸弱可减半”。


从灸量演变的角度看,参考隋唐时期以及金元明清时期的医学著作可发现,隋唐时期灸量多以几壮、几十壮或“随年壮”进行规定。宋之后各朝代则继承了宋代灸量宜足,辨证选量的思想;明代《针灸大成》云:“皆视其病之轻重而用之,不可泥一说,而不通其变也”。可以看出,在唐代灸法理论的基础上,宋代认为施灸量宜足,同时需辨证选量,对于寒证、重证应增加剂量以保证灸量,而对于轻证、热证则可在灸量足的前提下减少剂量。


灸量宜足的理论从宋代开始逐步形成并影响着后世医家。目前对于灸量大小的研究颇多,顾一煌等在不同剂量对运动后的小鼠血清肌酸激酶影响的实验中发现,灸量的多少影响血清中肌酸激酶的含量。周小平等在热敏灸不同灸量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随机对照研究中发现,饱和灸小组相比于常规灸量组的患者临床疗效明显提高。从动物实验和临床观察可看出,灸量宜足对于临床治疗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价值。



【灸药并用】

宋代推崇艾灸和药物并用。通过艾灸搭配方药内服、药饼以及药粉外用的方式,发挥两者最大功效。《扁鹊心书》中关于灸药并用的论述达数十条,并附方首。《备急灸法》中同样载方首。《针灸资生经》中也提出针灸须药这一思想,王执中引用《千金》云:“药不针灸,亦非良医也”,并在《针灸资生经》列举灸药并用的案例。宋代医家创造性发明了多种药饼,极大地丰富了施灸材料。不仅有隔盐灸,隔姜灸,也有隔柏皮灸,隔莨菪根灸等。隔物灸的使用在增加药效的同时,使艾炷散发的热力更加均匀、温和,减少了患者的不适感。


除了隔物灸,《备急灸法》中闻人氏提出对神志不清的患者使用艾灸并搭配皂角吹入鼻中,以增加开窍醒神的作用。可见在施灸的同时搭配药物,既能取长补短,增加疗效,也可拓宽艾灸的适用范围。


【热证可灸】


《伤寒论》第116条有“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追虚逐实,血散脉中,火气虽微,内攻有力,焦骨伤筋,血难复也。”张仲景认为艾灸火力虽小,但是作用于人体伤津耗血,不可轻易对阴伤的患者使用。受张仲景影响,许多医家认为艾乃纯阳之物,多灸易伤津耗血,因此不适用于热证。然而,我们研究所涉及的宋代文献均有涉及热证施灸条文的。《太平圣惠方》提出热证可灸,其云:“小儿热毒风盛,眼睛痛,灸手中指本节头三壮,各拳尖也”;《圣济总录》卷第一百九十二治热病灸刺法》也记载了热病施灸的条文:“热病汗不出,上髓孔最主之。”《千金药方》云:“臂厥热病汗不出皆灸刺之此穴可以出汗。”


《备急灸法》在诸发等症中也提及疔疮等热证可灸,并且需早灸。医家认为通过艾灸可使热邪从体内散出,达到引邪外出的作用。同时艾灸能通经活络,使气血畅通,则瘀滞之热毒可随气血流行,从而达到散热解毒之效。《扁鹊心书》云:“中年以上之人,口干舌燥,乃肾水不生津液也,灸关元三百壮,若误服凉药,必伤脾胃而死”。其思想与《黄帝内经》“阳生阴长,阳杀阴藏”不谋而合,认为通过温补阳气可以达到阳中求阴,阴得阳助,源泉不绝的目的。


后世医家在宋代热证可灸的理论上不断完善发展,在金元和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现阶段许多研究者对于热证是否可灸进行了动物实验和临床观察。唐照亮等对热证小鼠艾灸发现灸治具有抗炎、抗病毒,抗感染的功效。蔡圣朝总结并发表周楣声“热证贵灸”的学术思想,指出艾灸可治疗红眼病、疔疮、菌痢等火热疾病,并被临床证实。